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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的成功之道

  山涛是西晋初年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阮籍等人结为挚友。他官运亨通,位至三公,封为伯爵。不仅得善终,而且备极哀荣,皇帝诏赐各种祭祀礼品,并被策赠为司徒,赐蜜印紫绶。众所周知,西晋初年,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互相猜忌,争权夺利,杀声四起,朝廷处于刀光剑影之中。许多达官贵人被动卷入了这场朝廷内斗,甚至丢掉了生命。但山涛却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中安然无事,不仅平步青云,而且高寿而终,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山涛为何能在惊涛骇浪中稳坐钓鱼台,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当然是因其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山涛为官公忠体国,为人公正无私。司马师病逝后,其弟司马昭接任大将军。司马昭很敬重哥哥司马师,便把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哥哥司马师,并想立司马攸为太子。他问时任尚书仆射裴秀:大将军(他哥哥司马师)未能成就大业就已去世,我只是接着做他的事而已。所以我想立他的嗣子司马攸为太子,这样好将功劳归结于哥哥,请问这种安排是否可行?裴秀认为不可。彼时山涛虽官位不高,但因在民间很有声望,所以司马昭又问山涛对此事的看法。山涛说:“废长立少,违礼不详。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在古代,立太子是关系到朝廷稳定、国家安危的大事。嫡长子继承制是保证皇位平稳过渡的世代相传的祖制,任何违背这一祖制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司马昭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敢径直从事,而要征询重臣的意见。山涛在这一事关国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不顾个人利益得失,秉公直言,阻止了可能的悲剧发生,显示出了一个正直大臣的高贵品质。而后,“太子亲拜谢涛”,山涛也由此赢得了太子(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尊敬与感激,从而开启了后面几十年君臣相亲相融的美好局面。

  因为保护裴秀,山涛得罪了权臣,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冀州刺史。但他毫无怨言,也不自暴自弃,到任后即“甄拔隐屈,搜访贤才”——将那些理没于草莽的贤能之士请出来——一下子任用三十余人。这些人个个都德才兼备,显名当世。从此,冀州这个原本风俗浇薄、不愿成人之美的地方,变成了“人怀慕尚”的地方,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二,山涛淡泊功名富贵。山涛早孤,家境贫寒,但很有志气,卓尔不群。他性好老庄之道,崇尚谦退,为人低调,不追名求利,也不攀龙附凤。他与司马氏集团沾亲带故,其从姑妈山氏是司马懿夫人张春华的母亲,但他并不因此而巴结权贵,所以司马昭给他写信时称赞他“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他四十岁时才开始担任郡的主簿、功曹,出道很迟,可见他并不热心仕进。但世上之事就是如此奇怪,越不求仕进者,反而官运通达;越醉心功名仕途者,反而官运阻滞。山涛就是如此。司马昭掌权时山涛已封子爵,司马炎受禅登位后,马上进封伯爵。行政职务也是一再提升,从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最后官至司徒,位列三公,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朝廷重臣。但山涛淡泊名利,不以仕进为念。早在刚升为尚书时,他就以母亲年老需要照顾为由,请求辞职,而且态度坚决,前后上表十余次。后来其母去世,他又以丁忧为名,上表求去。晋武帝不仅不同意他辞职,反而一再给他加官,山涛不应。后山涛又一再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上疏请辞,前后上表几十次,但晋武帝一概不准,最后竟强令“使者卧加章绶”。直到“舆疾归家”,七十九岁而卒。淡泊功名富贵而不热衷仕进的人,自然能使皇帝放心,也自然会树敌较少,所以即使有人弹劾他,皇帝也一概不予采纳,因而得以寿终正寝。

  其三,山涛俭约廉洁。山涛当初还是平民百姓时,曾对他的妻子韩氏说:你现在忍受一下饥寒,我以后会官至三公的。只是不知道到时你能否耐得住做我的夫人!山涛荣华富贵后,清正廉洁,谨慎俭约,虽然“爵同千乘”,但没有纳妾。皇帝赏赐的钱财,全部散发给亲朋好友。以至于死后只有“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即房子太小,子孙住不下。

  袁毅在担任鬲这个地方的县令时,贪赃枉法,贿赂公卿,希望获得虚名高誉,以求得更高的官职。他送给山涛上百斤丝,山涛不愿接收,但也不愿意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以获取清名。于是便把它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行贿的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凡接受过贿赂的人,都被查处。山涛便把当年袁毅送给他的丝交给有关官员,那上面积满了灰尘,且“印封如初”,因此没有被牵连。

  山涛生当魏晋多事之秋,又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社会,但他既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深得皇帝倚重,又能平安无虞,享尽天年,其中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既公正无私,又清慎廉洁;既聪慧过人,又谦冲退让。从而赢得朝廷内外的一致好评。山涛虽为封建时期的官员,但他的成功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立身处世,尤其是在职为官的人,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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