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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构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和国家,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引,因为有了不断创新的理论,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经过70多年发展历程,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被国内外学者认可的“中国奇迹”,但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理论先导性和政策引领作用等学术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匹配。如何从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升华至经济理论的高度,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规律和功能定位,构建一套自己讲得清楚、别人听得明白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前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构建,其重要性被提升到新高度

  (一)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构建作出重要指示和深刻论述。早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国际舆论格局“西强东弱”现象依然存在,中国国际话语权亟待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舆论界“西强东弱”的格局已有所改变,但在国际舞台的传播力量依然相对薄弱。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重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遭到一些西方政客的抹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开启了对华的国际舆论围堵,企图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全面打压中国。

  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学者在国际舆论场上习惯“沉默”,凸显了学术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性。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理论界“西学东渐”百年趋势逐渐逆转,中国伟大实践呼唤伟大理论

  (一)固守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日渐式微,自有缺陷和矛盾难以化解。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超过百年历程中始终具有“西学东渐”的显著特征。我国通过引入西方理论,并立足国情和发展实践,进行本土化再造,较好地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发展。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等都借鉴了西方经济原理,当前中国学术界常用的话语、标准、概念、范式也大多来自西方。尽管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但其也存在固有的弊端和缺陷:西方经济理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西方经济学虽在产生和发展初期研究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但自约翰·穆勒1848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市场机制与资源配置利用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固有缺陷。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危机之后,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蒙代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其核心是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潮,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引入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则受到一定冲击。依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西方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包括英国的“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提出“休克疗法”。俄罗斯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照搬该理论进行改革转型,却陷入政局混乱、长期衰退的境况,改革均以失败告终。

  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一直被称为经济学的“圣杯”,全球发展的动荡变革和深刻调整会促使新理论的诞生,并给原有的主流理论带来巨大挑战。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替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导,与国家干预主义推行的“罗斯福新政”相得益彰;而20世纪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困境,又将新自由主义推上历史舞台,并在“华盛顿共识”的推波助澜下盛极一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接下来的欧债危机及长期持续的金融动荡,引发了全球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反思。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主要经济体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箱现已基本耗尽。而西方经济学研究主流范式仍然固守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创新逐渐停滞,西方经济金融理论面临无法克服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奇迹”孕育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世界经济中心向东转移创造理论创新的黄金时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将西方经济理论奉为圭臬,依赖发达国家经验而抽象出来的西方经济理论成为指导各国发展的“通用教材”,但在实际指导国家改革发展时却屡屡失败。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未采取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开出的各种“药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并且从未爆发过系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仅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未来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超过四分之一。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是大势所趋。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必然转移至中国。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新时代必将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黄金时代。

  目前在国际上,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影响力比较薄弱,鲜有被学术界认可的理论学派,并且至今没有形成体系完整、被国际认可的原创性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取得的成就难以用现有西方理论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中国学者最有发言权,未来将在中国诞生一批经济学大师,提出一批独创性的经济金融理论,并将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在全球独树一帜,新时代要求理论守正出新,解答新问题、新挑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结合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突破了西方发展的固有模式,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可资借鉴的正确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念的传播培育了丰厚的思想土壤。中国在发展领域的开拓进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崛起赶超的理论路径和发展经验,当前需要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和基本规律,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经验。

  与此同时,理论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当前开展这项工作具有客观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从世界范围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债务危机叠加疫情冲击产生风险涟漪,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从国内发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要与时俱进,从国情出发,不断认识规律,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理论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使之成为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下,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此外,要致力于从理论视角系统回答重大时代课题,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助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中国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亟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是学术界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与国际接轨对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现已发展为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其中,定量分析是以数学为基础、采用数理、统计等方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现今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较严谨的数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推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领域爆发的“边际革命”,极大推动了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数学作为严谨精确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工具,特别适用于从复杂经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关系,在将经济思想转化为体系化的经济理论过程中,通过严密推导使理论体系具备了逻辑自洽的一致性。同时,以计量经济学等为方法论的实证研究既可以验证理论也可以做政策分析,将促进经济学更科学严谨地分析现实问题。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繁荣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研究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路线。“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并打破了西方传统理论,是中国国情发展实际和国际先进原理相结合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是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理论研究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不能因此否定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理论研究中,不仅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要兼容国内外经济思潮和理论流派的合理成分,打破学科壁垒、重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方法,跟踪国际前沿。在众多研究相互借鉴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理论的国际解释力和说服力,保持理论的生机和活力。

  (二)勇于突破西方学术话语藩篱,反思重构经济学基本假设,引领全球理论发展新思潮。中国的伟大复兴证明现代化的路径存在多元化模式,这是一个与西方世界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无法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当前国际上主流经济理论核心仍然是以马歇尔为鼻祖、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近些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将西方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缺陷暴露无遗,已经引发理论界对西方传统经济理论和欧美经济金融制度的深刻反思。例如,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曾激烈抨击主流经济学界,直言不讳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拉拉队”;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翔实数据也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种基于非“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及不以营利最大化为最优目标,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颠覆了西方经济学“唯利是图”的本性,推动国家朝着“造福国家和人民”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特色理论研究中,要大胆摆脱对西方教科书的“迷信”,摒弃“言必称希腊”的盲目崇拜,倡导“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思维方式,努力突破西方学术话语的条条框框,正确认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探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经济理论,推动形成由中国主导并体现国际共识的发展思潮,在全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话语体系。

  (三)构建具有世界意义、在国际舞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学,久久为功、百家争鸣开创理论创新新局面。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是对现有发展理论的巨大挑战,“中国奇迹”的改革实践为理论创新厚植了思想土壤。理论研究首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把理论研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的宏大叙事中,放到整个中国伟大变革中,通过经济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并依托中国实践升华经济理论。从理论高度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最终提炼升华为富有学理价值的“中国故事”,探索形成中国特色、被国际认可、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发展理论,永葆理论的旺盛生命力。这既是对中国改革道路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世界经济学发展的积极贡献。

  充分认识到理论创新的长期性、艰巨性,营造百家争鸣的研究氛围。经济学理论的提炼升华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必然要经过现实反复检验,逐步形成共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能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独创性理论,必须能够推动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并取得应用实效。经济思想来自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许多备受推崇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争议颇大,否则不会存在众多的经济学流派。在研究中,要提高理论研究的包容性,不断开拓理论研究视野,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氛围。

  (四)对接国际学术界通用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理论创新中要善于从先哲思想或经典文献以及经济现象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加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二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合理开展数学模型、实证方法等量化分析。充分利用我国发展实践积累的大量历史事实和经验数据,从案例和数据中揭示内在逻辑及其运行规律,推动重要经验发现和理论创新。同时要避免生搬硬套、滥用、误用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方法的倾向。三是从实践经验和规律中提炼挖掘,讲好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系统梳理中国实践经验和规律,并进行科学化、系统化、学理化总结,探索用鲜活生动的案例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波澜壮阔的篇章,从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在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普惠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五)充分发挥智库在“二轨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汇聚媒体合力传播好中国声音。

  “二轨外交”具有开放、平等、包容、灵活、渐进等特点,在政府部门进行外交政策沟通过程中,智库可发挥“助推器”与“润滑剂”的作用,利用宽松的对话氛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一是依托多边合作机制及智库合作平台,在国际主流媒体和会议论坛积极宣传发声,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资政建言,跟踪研究自然环境、卫生健康等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注重“内外有别”,丰富外交形式和层次,增强对话针对性,切实提高外交实效,最大限度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大局,实现中国理论的柔性输出。二是探索搭建国际经济学理论交流平台,建立常态化学术交流机制,主动设置并引导学术议题。与国际学界开展高质量对话,联合发布有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最大程度凝聚共识,获得国际认可。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责任编辑:原健凇